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 ，分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宣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
身处一个有条不紊的环境时处事应刚正不阿，身处一个纷乱的环境时处事应圆滑，身处一个即将衰亡的环境时要刚柔并用；对待善良的人要宽厚，对待恶人要严厉，对待普通人要宽严并用。
这不仅是古人的政治观，更是一种人生态度。在和平繁荣的环境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人的言行是直截了当的，更会得到重视与亲睐。另一方面，如果在混乱的环境中，言行必须尽可能圆滑，否则就会有危险。在这里给大家说说“叔季之世”是什么意思，古时候兄弟尊长是按伯仲叔季来分，比如老大就叫“伯”，老二就叫“仲”，老三就叫“叔”，老四就叫“季”。又比如在古时你父亲的哥哥你就该叫“伯父”，你父亲的弟弟就叫“仲父”，再小的弟弟叫“叔父”，最小的叫“季父”。所以“叔季”其实就是末尾之意。比如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时就可称为“叔季之世”。又比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OFO小黄车公司不退押金导致身败名裂，OFO公司也是处在“叔季之世”。
人的思想变幻无穷，高深莫测，令人难以捉摸，而人的性格却相对简单得多。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处好事做好人，关键在于他把圆与方糅合得是否相互依存却又不冲突。清朝田文镜工作非常仔细，但他的性格过于“方正”，朝廷里没有人和他交朋友。可同朝为官的李卫就不同，他办事同样是一丝不苟，但他为人十分圆滑。李卫既有田文镜之刚硬，又有圆滑的谋略，这样，李卫的事业就更加顺达。不仅方的威力大放光彩，为人处世还要学点“弯弯绕”，学会曲径通幽，善于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做人难，难做人。生活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人真的很难，做每个人都喜欢做的事就更难了。
纵观历史洪流，凡能成就伟大事迹的人，都是知道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退却，什么时候“方”，什么时候“圆”。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人，大多数都是圆润而平易近人的，在危机时刻总能用到生活中的智慧和技巧。在与人打交道时，有些人漠不关心、自私、苛刻、计较。这样的人一定是不受欢迎的人，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方”是一个坚强的土壤，决心平静世界，是人类生活的脊梁；“圆”是世界上通用的准则，是智者适应社会、协调行为的准则。“方”对一切变化的反应都是不变的，“圆”对一切变化的反应都是圆滑的。如果只有一个圆圈，就没有办法站立；如果只有一个方无圆，它就会陷在泥里。做人做事交朋友，要懂得说话得体，善于沟通，乐观开朗。
三国末年，想篡位的司马家族的前来巴结贤人阮籍。但阮籍不想在那个时候卷入黑暗的政治，也不想公开反对，于是就酗酒了两个月。司马昭看到阮籍整天醉醺醺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放弃了。阮籍可以说是真正的醉酒，也可以说是假醉酒，真假都不是在这两个月里，他几乎一辈子都喝醉了。这个醉就是有意识的了，因为当时的环境极为险恶，要想保持清白而又得善终，难乎其难。
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怒则不可不忘。
我对别人有帮助不可挂在嘴边，而对不起别人则要常说自己有哪些错；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而别人对我生气则必须忘。
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不要怀有某种个人目的。因为一旦对方发觉自己是被利用的“工具”，即使你对他再好，也只会适得其反。真正帮助别人，别人会记住你的帮助，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主动报答。在施予他人援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幸福，心灵上会得到一种安慰和满足。
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张面对世界的笑脸，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了。反派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记性太强，功绩、名利、怨恨，都记得很清楚，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地看着生活，那么又有什么幸福呢？我们只能通过记住他人的好处和消除对他人的怨恨，才能在人生旅途中自由飞翔。正如洪应明所说，要忘记别人的怨恨，不要忘记别人的帮助。
孔子出游时，卫王很尊重孔子，不仅到首都郊外迎接孔子，而且对孔子处处以礼相待。但是不久后，卫灵公要出行，他让夫人和他同坐在一辆车上，让太监官坐在他们身边，却让孔子坐另外一辆车跟在后面。孔子觉得这样有失礼数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随后孔子在卫王家住了一段时间，卫王也没有再用过他，所以他就离开了卫。
不久以后卫国大乱，冉求与子贡说：“要是卫王来求助，老师会帮忙吗？”子贡说：“待我请教老师。”“请问老师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子贡尊敬地问孔子。“他们是古代的圣人。”孔子平静地回答。子贡又问，“他们会有怨恨的人吗？”孔子说：“圣人何来怨恨？”听了孔子的回答以后子贡对冉求说：“老师看来是会帮助卫国的。他的心中不会有任何怨恨。”
更新于：8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