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中都有个“学霸家族”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蔡辉

状头家世传三叶，

天下科名占两魁。

这是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记鲁谷吕家事。鲁谷吕家是辽金时期北京的著名科举家族，八代中9人中举，其中3人考取状元，堪称奇迹。

吕家擅诗词，吕慥（亦作吕造，慥、造同音）号称“辞赋甲天下”，可元好问在《中州集》中，未选其作品，且记“谓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与子俱成状元也”，但吕慥的爷爷叫吕嗣延，不叫吕延嗣，且非状元；吕慥的父亲是状元，名叫吕忠翰，非吕忠嗣。误记如此，可见元好问对吕家不太上心。

吕慥闹过一次大笑话，重阳节给金朝皇帝献诗，竟有“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这样的奇句，“上（金章宗）大笑，旋令外补（即京官外调，贬官）”。

吕慥“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为何水平如此不堪？

盘点金代科举，世家偏多，有浑源（今属山西省大同市）刘氏、易州（今属河北省易县）敬氏、丰润（今属河北省唐山市）卢氏等，且兄弟登科者多，如太原王璹（音如熟，字君玉）、王器玉、王汝玉，辽阳（今属辽宁省）的张甫、张庸、张冉，中山永平（今河北省完县）的赵思文、赵去非，绛州（今属山西省）的孙震、孙锜、孙铉等……存在着过度集中、家族垄断现象，说明金朝科举有巨大缺陷。

2007年，北京市对石景山区鲁谷的吕氏家族墓地进行考古挖掘，对这一学霸家族有了深入了解。

鲁谷金代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东平县君韩氏墓志，由吕慥撰写。此韩氏是吕忠敏夫人，出身汉人世家大族——韩氏家族

为避战乱逃到北京

鲁谷吕家是周朝开国名将姜太公的后裔。

据学者苗霖霖考证，周灭商后，姜太公被封在山东北部的齐地，后裔“各以功德受封，传之奕叶（一代接一代）”，自秦之后，“世为大家，列缙绅者，代不乏人”，后分成东平（今属山东省泰安市）吕氏、东莱（今山东省烟台、威海一带）吕氏两支。因五代之乱，东平吕氏入辽，东莱吕氏入宋。

东莱吕氏是宋代最显赫的25个家族之一，有“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之说。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好问均拜相，吕本中、吕祖谦则是理学大师。东莱吕氏仕宋者120余人。在“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宋代，堪称凤毛麟角。

至于东平吕氏，据学者于桐的论文《辽金时期鲁谷吕氏家族研究》钩沉，则是“避乱徙居漷阴（今属北京市通州区），遂为燕人，隐德不仕”。第一代吕胤“丘园耿介，金玉其人，凿井耕田作终焉”，只是普通农民。第二代吕密亦务农，虽有“太子洗马”的荣衔，夫人被封为“韩国太夫人”，是儿子吕德懋当宰相后，恩荫父母，得到的追封。

吕密的两个儿子吕德懋、吕德方在辽朝均科举出身。

吕德懋是统和十二年（994年）状元，曾作为国信副使出使北宋，官至宰相。辽圣宗一次狩猎时遇虎，几遭不测，随从陈昭衮挺身而出，救辽圣宗一命，辽圣宗令张俭、吕德懋“赋以美之”。吕德懋能与名臣张俭并称，可见文采非凡。

吕德方亦中甲科，曾任儒州、顺州的刺史，应是正三品高官。

会写诗不会写诏书

吕德懋子嗣不旺，儿子吕××（墓碑上名字漫漶难识）于开泰七年（1018年）中举，他为官20年，仅五品，生四子女，他去世时，子女均未成年，吕德懋的后代遂被埋没。吕德方一脉开枝散叶。

吕德方的儿子吕士安亦出身科举，长期在五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任官，颇受重视，包括曾是析津府（北京）少尹（副市长），他“五载之内，连典大郡者三，民讴交溢，皆号神明之化”，晚年“淡于权利，尝念告老乞骸者，昔贤之嘉范”。吕士安当了44年官，终于荣禄大夫（即光禄大夫，避辽太宗耶律德光之讳），从二品。重熙七年（1038年）十二月逝于燕京永平坊私第，年75岁。

吕士安的儿子吕嗣延少年成名，有“不是敕头是状元，不是敕头是弟二”之誉，却五次科举才成功，“仕于辽季，更考十数，不过县令”。金灭辽后，吕嗣延被金朝重用，两年升至五品，“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五”。

吕嗣延的儿子吕介石考中辽朝最后一次科举，后随父仕金，官至安州刺史，正五品。吕嗣延另一子吕岩，科举未成，虽“慷慨有才”，以武散官仕金，仅正五品上，掌仓禀、租税而已。

吕嗣延的孙辈中，吕忠翰“举贞元（海陵王贞元二年，即1154年）进士第一”，是鲁谷吕家的第二位状元。海陵王被弑后，金世宗让吕忠翰起草《降海陵王庶人诏》，吕忠翰“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时人以为“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但不排除吕忠翰有不忘旧主之意。

吕家想突围却不成功

与吕忠翰同辈的吕忠节、吕忠卫、吕忠美、吕忠彦、吕忠一，均未通过科举，只好做一辈子武散官，吕忠敏则“举天德进士高弟”，最高职位是正三品的“南京路都转运副使”。

吕忠翰的儿子吕慥于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再度赢得状元，这是鲁谷吕家的第三位状元，此时金朝开始衰败，吕慥一生未受重用，似乎只任过翰林待制（正五品）、右司谏（正七品）之类朝官，以撰文为主。

鲁谷吕家后代中，吕仲熊、吕仲麟等也当了官，因无科名，成就不高。随着金朝陷入混乱，吕家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普通农民，到“燕巨族”，吕家有四大特点：

首先，辽金之变对吕家几无冲击。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上层激烈动荡，中下层却岿然不动，王朝改易往往撼动不了社会根基，表面上推倒重建，其实一切照旧，只是换个面目而已。

其次，科举能否成功，决定了吕家子弟的仕宦前途。吕德懋虽贵为宰相，也改变不了这一规则。

其三，鲁谷吕家试图突围。比如吕士安娶了韩绍文之女，韩绍文是辽国开国元勋韩延徽的曾孙，《辽史》称：“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吕士安的次子吕嗣儒、三子吕嗣延娶的都是韩家女；吕士安的孙女嫁入韩家，吕韩可能通婚了四代。吕家科举未成的子弟能当武散官，或来自韩家帮助，但只是七八品的小官。

其四，鲁谷吕家与皇朝存绑定关系。皇朝兴起，吕家子弟有成就；皇朝衰落，吕家子弟被边缘化。

科举家族抓住了机会

金朝为什么重视鲁谷吕家？因女真人的传统生产方式与中原不同，需有汉地管理经验的人承担税收、管理等具体工作，世家子弟有用武之地。

金军刚入中原时，“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据《呻吟语》：“天会间，掠致宋之男妇不下二十万，能执工艺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富戚子弟降为奴隶，执炊牧马，皆非所长，无日不撄（遭受）鞭挞。”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金朝高层统治者意识到，适当休养生息，于己有利。天辅六年（1122年），金太祖在进兵燕京前，向燕京官民诏谕：“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天辅七年（1123年）二月，金太祖诏都统完颜杲说：“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

天会六年（1128年）正月，金朝首次举办“南北选”，即“北选词赋，南选经义”，通过科举，从汉人中选拔官员。随着金朝科举不断正规化，金代六部尚书共227人，其中汉人达108人。

在汉族士大夫的帮助下，金朝逐渐完善税收系统，稳定了生产，“典章法度皆出于书生”，且加强了内部管理。学者刘美云钩沉，金熙宗“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旧大功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其时莫得见。瞻望墀阶，洞分霄壤矣”，皇权专制替代了不分尊卑的勃极烈制度，金朝皇帝已与传统中原皇帝无别。

科举可打破身份制，为什么金朝反而出现许多科举家族？因金朝社会长期动荡，普通人家谋生且难，哪有余力培养子弟？为大家族垄断提供了机遇。

教育不能靠作秀

据学者刘晓飞在《金代汉族家庭形态研究》中钩沉，金代女真户均8口，汉户仅5口。金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敬老赐官，70岁以上老人可补一官，享相应待遇，“三代同居孝义之家，委所属申覆朝廷，旌表门闾，仍免户下三年差发”，给荣誉、减徭役，但普通家庭仍以夫妻加三个子女为主。

一方面，金代120年间，共打了130多场战争，国弊民穷。

按金朝兵制，汉民用“签军”制度，取之于民。《归潜志》称：“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辄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

元光末年（金宣宗年号，1222年—1223年），已退休的户部郎中刘元规（已60岁）、前监察御史刘从益等都被征调。学生也被征调，且“夜举灯为令……灯灭者死”“诸生甚苦之”。

读书人无尊严，百姓自然不愿让孩子读书。

另一方面，据学者武玉环统计，金代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284次，每年约2.4次，从金章宗起，年均更高达3.8次。“鼠大如兔，十百为群，所过禾稼为空”等记录比比皆是。

金世宗时，曾出现“税不及什一，两税以外，一无所敛”的平稳局面，但作为征服王朝，金代始终无法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只能片面强调孝。金海陵以“忠臣犹孝子”为诗题取士，金代规定，“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并委所属申覆朝廷，官支绢五匹，羊两羊□空，酒两瓶，以劝孝悌”，这些不切实际的、作秀式的鼓励教育，反而让百姓反感。

垄断私学让各方皆败

相比之下，科举家族多聚族而居，爷授父、父授子，家族女性也参与其中。比如鲁谷吕家中，吕忠敏去世后，他的夫人韩氏“闲居乡闾，守坟墓，教其子读书十余年”。

学者刘晓飞在《试论金代汉族家庭教育方式》中指出，金代官学资格太严：国子学只招“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太学只招“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府学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

全加起来，汉族官学生不超两万人，则势家大族垄断私学，即可保子孙升迁，使科举这一貌似公平的游戏，也变得不公。

科举只选少数科举家族中人，他们只会读书考试，能力差，令女真贵族们不满。金帝喜从侍卫中提拔官员，这些侍卫是女真贵族后代，忠诚、实际工作能力强，且长期服侍君主，易得信任，他们对科举出身的官员极为鄙夷。

据学者董克昌、董宇军钩沉，到金朝末期，女真贵族“喜吏而恶儒”“苛察”渐成主流，致各机关“时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这些靠吏能上位者凭借皇帝恩宠，肆无忌惮。

比如乌古论，原是全真法师，佯作狂态，裸头光足，扬言能使军士服气不吃粮，持续作战。再如镇帅石烈牙忽带，“尤不喜文人，僚属有裾者，辄用兵截去”。

学霸多却无人才，内斗激烈，金代岂能不亡？（责任编辑：沈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