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辛亥年的李准与张鸣岐

任广西巡抚时的张鸣岐

辛亥***后的李准

1911年1月6日（农历庚戌年腊月初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迎来了新到任的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鸣岐时年36岁，是清廷中的少壮派，作为封疆大吏，在当时全国的九大总督中，他最年轻。他早年中过举人，戊戌年间成为岑春煊的幕僚，因善于谋划，深得岑的赏识，追随岑到陕西、四川、广东等地任职，31岁时就担任了广西巡抚。他思想开明，力倡改革，在广西推行“新政”，开矿、垦荒、建学堂、练新军等多有建树，一时在朝野颇有几分薄名。

此时，李准已在广东军界经营多年，对清廷，他是有功之臣。从1903年起，他治理了多起匪患，平息了各种民变（包括***党人起义），为此他先是组建了广东几条内河的水警部队，继而建立各路防营，训练新军，特别是1905年统领广东水师以后，可谓水路各军都掌握在他一人之手，位高权重，成为广东地方最重要的实力派人物。

这两人都是能臣。辛亥年，正值清廷大厦将倾，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都不乏审时度势的能力，但两人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不同，这决定了广东在辛亥***中的结果。

张鸣岐要削李准的兵权

他们原本是旧交。1903年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时，张鸣岐是岑的智囊，任职“总文案”。那时李准总揽广东的剿匪，免不了要和张打交道。1908年李准为了和英国人争夺西江缉捕权，也曾与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会商此事，两人意见颇为一致。直到这次张鸣岐来广州之前三个月，他到北京去谋划自己的官职升迁，路过广州时还住在李准的水师公所，受到热情接待。

开始李准以为，他们两人有如此交情，今后合作必将相得益彰。谁知张鸣岐甫一上任，所推行的改革，就是从削弱李准兵权下手。此前李准经历过多任总督，他们大多不理军务，放手让李准独掌大权。但张鸣岐不同，他要揽权。

先做试探，张鸣岐知道广东政法学堂校监（今中山大学前身，校监即校长）夏同龢是李准的儿女亲家，便请夏来询问，“今后将总督、提督权限划清，可否？”

李准明白其意，便说:“总督欲收回何权，明示后无不照办。”

于是李准亲自创建的水警部队和省城侦缉队统统被调拨给他人指挥，李准的亲兵营和新军营被赶出广州城外驻扎。从此，军队将领任命之权归总督所有，连一艘小轮的管带（舰长），水师提督也不能过问。

这些举措，视作军政分开的改革也无可厚非，本来一个海军将领，不该对地方上特别是省城的事务干涉太多。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张鸣岐的做法分明已然透露出对李准的猜疑和提防。

孚琦之死

李准似不甚介意。他索性搬离广州，到虎门衙署办公和居住。正所谓“得消闲时且消闲”，他开始研习书法，临碑帖，“每日必作小篆数百字，临石鼓及大篆又若干字，日以为常”，颇感心安理得。

然而辛亥年是多事之年。***党人谋划暴动、起义和暗杀的活动可谓紧锣密鼓。因为此前的几次暴动和起义都被***，所以党人决定先杀罪魁，而后举义。当时广东的当权者除张鸣岐和李准之外，还有广州将军孚琦。党人分析，张鸣岐狡诈而无实力，孚琦庸碌无能，最为凶险顽固的是李准，所以要行刺，必先杀李准。

4月8日（农历辛亥年三月初十），机会来了。***党人温生才闻知外国人要在燕塘举行航空表演，广州城内的达官贵人定然倾城往观，于是表演结束后在官人们的归途上设伏。日暮时分，见众多军士前呼后拥护卫着一乘轿子喝道而来，气焰极盛，便认定是李准。行至眼前，温生才猛然杀出，从正面对轿连开数枪。旋即温生才被逮捕，而轿中人孚琦当场毙命。李准躲过一劫，原因是他被告知有盗犯要审，乘船于前一晚先行离开。

孚琦死后，张鸣岐暂兼广州将军，更为志得意满。此事尚未让他意识到面临的风险。但李准却警觉起来，他觉得***党人还会有新动作，提醒张鸣岐戒备。但张不以为意。

黄花岗起义中的李准

然而***党举行起义的风声越来越紧。李准在新军中派有密探，已确切获知党人将在农历四月一日起义。向张鸣岐出示证据后，张才决定从广州附近的观音山、天字码头、龙王庙等处调兵回防。

起义提前了两天，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举行。因为仓促修改起事计划，原定兵分两路攻打总督府和提督府，便成了合并一路猛攻总督府。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使得李准的士兵可以轻松驰援总督府。

战斗中，因卫队不敌，总督府很快被攻破，党人逐室搜捕张鸣岐，张慌忙从二楼抛出绳索，沿绳索滑下，落荒而逃。路上遇到李准派去救驾的水师将领吴宗禹，便被接到水师公所与李准会合。此时他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央求李准救救他的家眷。李准随即派人杀入总督府救出张鸣岐的老父、夫人和其他眷属。张鸣岐担心仍有危险，一再要求搬到李准的军舰上住宿。但李准不以为然，认为“如我辈弃城上船，则城必不保，我在则城存，与城共存亡，必不可弃城而上船”。张鸣岐仍忧心眷属，李准便差人将其眷属送到黄埔保护起来，而留张鸣岐住在水师公所，他腾出自己夫人的卧室给张鸣岐使用。

两天以后，起义被彻底***，一百多位***党人被杀害。这些烈士后来有72人被埋葬在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其实，有相当多的烈士并非死于两军交战中，而是被俘后被枪决。下令人自然是张鸣岐。张对被俘的***党人绝不手软，而李准则怀悲悯之心。许多史料都证实，李准和张鸣岐会审被俘的林觉民，林慷慨陈词，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写下《与妻书》，李准见此主张“为国留才”，而张鸣岐执意要杀，此时他并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后路。

张鸣岐对李准疑惧更甚

此后张鸣岐和李准的关系又有变化。这一次，李准对他有救命之恩，他奏请朝廷褒奖有功人员。李准被“赏穿黄马褂”，吴宗禹获得“振勇巴图鲁”名号。其他尚有多人获封赏。这样看来，他对李准似乎感恩戴德，李准也以为，从此两人可以消除歧见，同心合力，以谋国事。然而李准没想到，张鸣岐在内心里对他的疑惧更甚一层。原因主要是黄花岗起义那天发生的一切，使张不仅痛感自己手下无人，而且更觉李准不能为己所用。因为“张鸣岐只身走匿李准处，李颇挟功凌之，张不能堪”（《胡汉民自传》），所以想到要把身边的将领换成自己的心腹。

他立即奏请朝廷，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新军2000人到广州做他的卫队。又电请海军部调司长刘冠雄到广州，任广东水师营务处总办。然后知会李准，今后凡调遣指挥水师兵舰，都需要李准、刘冠雄和张鸣岐三人同时发令，“本部堂和贵提督均无直接指挥之权”。于此心机用尽，夺权意图明显，摆明要把李准变成傀儡。

李准也不争执，一切听之任之。他甚至觉得这样对他也有好处。总督夺军权，正好让他回避了“清乡”的责任，从此有关***党人暴动之类的事，他一概不问。他显然不想再与党人进一步结怨。

李准萌生退意

但是***党人在黄花岗起义之后，进一步将暗杀目标锁定李准。农历闰六月十九日（公历8月13日），李准外出公干，回程路经广州双门底一条繁华街道，忽有炸弹爆炸于轿前，腾起的气浪将李准推出三米之外。他迅速起身，掏枪还击，冲到街边，登上屋顶，和卫队一起拼死抵抗，将行刺的***党人击退。定神查看，发现自己腰部被炸开两寸长一寸宽的孔洞，虽立即用士兵的绑腿布缠绕，仍血流不止。此外手腕也中了枪弹。

回到寓所，美国医生达保罗为其手术疗伤，张鸣岐带领一众官员赶来探视，见此情景，张鸣岐眉头紧蹙，几欲落泪。

这次事件，李准和张鸣岐都受到惊吓。不过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李准自知与党人为敌，迟早要遭报复，便萌生退出江湖之意。而张鸣岐在李准养伤期间，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李准的一切军务，正巧利用这个机会排挤李准的势力。李准在此时本应是请病假，但他决然奏请开缺（离职休养），朝廷不准开缺，只赏假一个月，期满后他再次奏请开缺，朝廷再赏假，又是一个月。如是者四次，最后还是赏假半个月、十天。说明李准是真的不想再干，但朝廷执意挽留他。

张鸣岐与***党人暗通款曲

此时，张鸣岐显然更多盘算。***了黄花岗起义之后，他和李准曾经收到北美洪门总会的讨伐檄文，告诉他们“一旦***功成，必诛灭尔二人之九族，以为今日之报复”，但檄文中也谈到***党“不忍不教而诛，特开尔等自新之路，限于接到此檄之日三阅月内，率尔部下反正，为国民军之先驱，扫除胡虏，光复中华，以为抵罪”。于是他开始积极和***党接触。他请来几位***党人做幕宾，其中包括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陈景华，这些***党人一方面劝说他起义反正，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身份，向清廷争取释放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的汪精卫。张鸣岐果真派人送给狱中的汪精卫数千银元。

张鸣岐与***党人暗通款曲，最初李准全不知情。及至听说“张督不准再打***党，各乡民军四起，亦不许打，违者以军法从事”，他才有所察觉。后来他部下水路将领纷纷来告，说党人要张鸣岐反正，以杀李准和吴宗禹为条件，提醒他要当心。但他自认为有德于张，张必不致绝情，仍不以为意。

鸿门宴后，李准立意反正

武昌起义之后，全国有多个省份相继响应，宣告独立。广东何去何从，张鸣岐颇费考量。此时李准伤病未愈，还在疗养，九月初二（公历10月23日）张鸣岐突然电召李准到广州，说是有要事相商。众部下极力劝阻，认为李准此去凶多吉少，但他想到张鸣岐在他受伤后探视时的悲痛之态，觉得张不会下毒手。部将吴宗禹决定亲自带人前往护卫。于是李准手握双枪，卫队20人皆荷枪实弹同往。在总督府见到张鸣岐，问有何事，原来是与各司、道官员一起吃饭。席间，见张“无一语言及正事”，却“每每彷徨左右环顾”，令李准颇为警惕。从当时情景气氛，他确信张鸣岐“实有不利于余之预备”（事后多年，李准从张鸣岐一亲信处得到确证，当天就是一场“鸿门宴”，只是张鸣岐的刀斧手们见李准的卫队在大堂严阵以待，未敢下手）。

这件事使李准猛醒。他意识到如果张鸣岐投向***党，便可取得党人谅解，而之前***党人起义的罪责定会由他一人承担，甚至张鸣岐会杀他以向***党邀功。他原先只想洁身引退，而现在看来，是没有退路可走。紧接着，就在两天以后的九月初四（公历10月25日），朝廷新任命的广州将军凤山刚刚抵达天字码头，就被***党人李沛基用炸弹炸死，尸首不全。张鸣岐在惊惧之中急忙谋划接受党人要求，宣布广东独立。也就是在同一天，李准开始主动与***党人联系。

其实李准是深明大义的。他早已看清形势：“武汉起义，准默察天心，俯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于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立意反正广东，藉消兵祸。”前一阶段他只是“因囿于职守，莫由与党人通诚”而已。现在形势越加紧迫，他不能再有什么顾忌了。

当时***党的领导人在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由胡汉民负责。李准有一个幕僚名叫谢质我，与党人谢良牧是本家，于是李准请谢质我带口信向***党人沟通投诚意向。当时党人正在与张鸣岐密切商谈广东独立之事，所以并没有及时回应李准的诉求。但李准第一时间将自己也要“输诚***”的意向告知张鸣岐，以示对张仁至义尽。然而“张竟不谅，忌准（李准）益甚”（李准：《光复广东始末记》），原因大概是张鸣岐还想独立后继续掌权，所以在如何迎接***党的问题上与李准想法不一。

***党人放弃张鸣岐

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应***党人和咨议局的要求，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当天省府各机关通悬白旗，爆竹之声彻夜不止。但第二天一早，民众欢庆的热潮未过，张鸣岐又下令拔掉白旗，取消独立，原来是他接到汉口的电报，得知清军对***军进行猛烈反扑，已经夺回了汉口大智门一带，胜利在望，同时清廷来电要求他维持广东的社会秩序。张鸣岐又慌忙把宝押在清军一边，想继续做清廷的忠臣。

这种骑墙观望、首鼠两端的态度，使***党对张鸣岐深感失望，将他出尔反尔的“独立”称为假独立。于是从九月十三日（公历11月3日）开始，以胡汉民为首的***党人转而与李准商谈起义。这一天，党人谢良牧和陈炯明致信谢质我，通过他向李准晓以利害。信中讲到武昌新军起义内情，说原本大家拥戴新军统领、湖北提督张彪为起义军领袖，但张彪愚顽，不肯接受，反而拼死与起义军对抗，后来是他手下的协统黎元洪响应***，建立不朽功勋，而张彪因此身败名裂。他们告诉李准，如果率军反正起义，“某提（指提督李准）之名位，当不在黎元洪之下，前兹与党人之恶感，亦焕然冰释。其道至正，其势至顺，某提何惑而不出此耶？”（《谢良牧和陈炯明致谢质我书》，见《辛亥***稀见文献汇编》第44卷第18页）信中的比附非常贴切，彼时张彪与黎元洪的关系，正是现时张鸣岐与李准关系的写照。这无疑坚定了李准反正的决心，他当即决定派出自己的弟弟李涛作为代表直接到香港与***党人谈判。

李准派代表与***党人谈判

此时李准尚有一些疑虑：一是谢良牧和陈炯明的信中要求他“以兵据省城，杀张鸣岐、龙济光、江孔殷、李世桂等以谢粤人”，作为投诚条件，但他不想动刀戈，弄得血雨腥风。何况张鸣岐在“鸿门宴”上并没有伤害他，他也不愿对张不义。二是他需要***党人承诺，一旦起义反正，则党人需保证起义军官兵及家属人身和财产安全。三是他不知***军将以什么方式进入广州，他强调自己是“欲为保全粤省地方人民生命财产起见，愿率部下水陆各军全行反正以救国民，如国民军定期以文明举动来省，当率部欢迎。”（《“约书”第二次交谢质我赉交港机关部》，见《辛亥***稀见文献汇编》第44卷第25页）这里强调“文明举动”的意思，就是要和平光复，不动枪炮。凡此诸项，都需要和党人沟通议定，为此李涛作为他的代表，5天内在省港之间往返三次。

与此同时，李准做了两件事，一是派人劝说张鸣岐的亲信、广东陆路提督龙济光与他共同反正，为的是避免“一起兵祸，殃及生灵”，因为说辞“动以至诚”而获得龙的首肯；二是请水师营务处刘冠雄对张鸣岐陈明利害，说自己已决意反正，请张鸣岐不要患得患失，贪恋虚荣。但“张仍犹豫，欲窥各省成败，不肯早决”。

九月十七日（公历11月7日）是关键的一天。早上龙子诚会同各司、道官员来电邀请李准从虎门到广州共商大计。当时有传言“京陷帝崩”，人心惶惶，一时众人莫知所措。几位司、道官员问计于李准。李准请大家向张鸣岐进言，以“及早定局”为宜。接着张鸣岐来电话与他商谈，他仍以“或战、或和，即刻定局，以免地方糜烂”作答。当然这只是在他没有得到***党人答复之前的一个说辞，事实上他已经不可能与***党人开战了。

同一天，胡汉民来函，确认接受李准率军起义的条件。即李准只要交出军队和武器，“即为国民军之友”。他解释说，过去对李准不能完全信任，所以要求他“必取某都某某为断”（指杀张鸣岐等人），但现在既然李准肯于交出军队和武器，这就是同情***的实证，***党人又“何必深求”？（《胡汉民来书》，同上书）于是双方约定，十九日（公历11月9日）广东水路各军一同反正。李准立即差人定制国民军军旗70面。

张鸣岐走避香港

然而张鸣岐那边也有新动作。他听了“帝崩”的传言便坐不住了。十八日，咨议局要求广东独立，他再一次表示接受，将择期宣布。于是咨议局里一群绅士推举他担任独立后的广东都督，龙子诚为副都督。派人连夜为他们赶制关防大印。

可是当晚，张鸣岐收到了香港***党人一封恫吓的电报，告诉他党人将会扣留他进行审判。他自然惧怕之极。不过，他认为自己仍然手握重兵，尚可抵抗，所以还在做得失的权衡。但这时李准打电话，对他做最后通牒，令他绝望。李准告诉他自己已经投诚***，现在四江的军舰都已经集中到省城附近，炮口直指广州。是否归降***党，请他好自为之。张鸣岐连忙电召龙济光，急问：“你能扑灭李准否？”龙答：“不能”。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位心腹爱将，已被李准争取到***党人一方。（《胡汉民自传》，p49）张鸣岐无奈之下，只有逃跑。他连夜随英国领事潜逃至沙面，然后乘英国兵舰前往香港。夜半时分，一群司、道官员闻讯，前来请求李准派船，李准则满足要求，也将他们送往香港。

当晚，李准拟一电文，请李涛转告胡汉民，“张及各司道均逃匿”，“已嘱龙（济光）维持城内秩序”，“军民均极悦服安谧”，“所部已剪发，请机关部迅派人来省接洽”。

胡汉民就任大都督

十九日一早，咨议局派人送大都督印到总督府，才发现张鸣岐人去楼空，再送副都督印给龙济光，龙不敢收，只是暗自落泪。

同时，李准令虎门到广州沿海各炮台和水师的军舰一律升起国民军军旗。欢迎***党人和民军入城。咨议局又要开会，推选都督。有人冀望李准出山主持大计，但他以伤病未愈为理由婉辞。而后他建议重新推举，被选举人以***党人为限。于是胡汉民被选为大都督，陈景华当选警察局长。胡汉民当夜到广州就职，以李准的水师公所作为都督住所。

从此，广东宣告脱离清廷，由***党人接管，孙中山的同盟会堂而皇之地建立政权。且不说都督胡汉民是同盟会南方支部长，就是各部、司长官以及后来成立的临时省议会，其成员也大多是同盟会员。而旧官僚在新政权中较少任职，他们的残留势力较弱，难以发生影响。这是广东在辛亥***后的一大特点，与其他各省明显不同。

李准决意退出江湖

这当然与李准和张鸣岐在辛亥年的作为以及他们的个人选择有关。

先说李准。他原本有机会像黎元洪一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重臣。光复的当天，广东咨议局就有人曾经举荐过他，但他无此兴趣。光复之初，他在省城维持社会秩序，其才干也极受胡汉民的欣赏，胡一再要求他留下担任助理都督，但他仍然挂冠而去，主动告别官场。史学界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因为李准担心***党要找他报黄花岗的一箭之仇而退隐避祸，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其实也是他性格使然。他有一种清高，一身傲骨，早在张鸣岐向他夺权时，他便想要甩手不干，“已视此官为敝屣，决不与此辈为伍”（《李准年谱》，p108）。及至***后，他眼见党人依靠的民军乃是一批乌合之众，弄得百姓怨声载道。于是深感如此“***”与自己想象的相去太远，甚至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李准年谱》，第113页）。于是在宣布率军起义半个月后（十月初三），不顾胡汉民等再三挽留劝阻，毅然乘船到香港，决意退出江湖。须知此时他刚刚4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后来虽然袁世凯请他出来做过一些闲职，但他因厌倦军界和政坛，无意再战江湖，索性躲到天津去做寓公。他别无所求，只求“自谓无负国民矣”，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功成身退。

说到他在辛亥广东***中的作用，***党领袖黄兴曾说：“粤省光复，（李）准树伟功。从前公仇，一概消释”。意思是李准此举将功补过，且功大于过。而胡汉民曾专门撰文表彰李准功绩，开篇第一句话即是：“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准）直绳君之功为最，粤中同志多知之。”这些评价表明李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也是人生的紧要关头，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他头脑清醒，能够认清形势，懂得顺应潮流，但根本上说，恐怕还要归因于他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张鸣岐后沦落为汉奸

再说张鸣岐，和李准相反，他被历史潮流无情抛弃，原因在于名利之心太重。他一向善于钻营，全无底线。回想他一年前获得两广总督之职，便是向庆亲王奕劻行贿的结果。如果说在当时腐败的官场，行贿并不算出格之举，但此事对张鸣岐来说，却是不可宽恕的劣迹。因为十几年来一路提拔、举荐他的恩公岑春煊此时已被撤职在上海赋闲，对他无用了，他便去北京投靠庆亲王，须知庆亲王正是岑春煊的死敌，岑遭免职，原是庆亲王设计陷害。张鸣岐对岑春煊的背叛令人齿冷。

这一次，历史其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来临，十字路口的人面临同样选择，作为总督，他甚至比李准更有优先选择权。然而他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丢掉了自己立功的机会，而且几乎是用赶尽杀绝的方式逼迫李准走出正确的一步，又是何其愚钝乃尔！乍看起来，张鸣岐是以一念之差，错失良机，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在当时情景下的必然选择。他注定会在历史上充当这样的角色。

张鸣岐出逃香港以后，仍担心自身安全，一度远避日本。但他不甘寂寞，袁世凯当政，他回国追随袁，曾上表劝进，鼓吹复辟帝制。当然，作为前清旧官僚，留恋旧制度，也不奇怪，清末九大总督里，也有其他人拥护袁世凯称帝，或支持张勋复辟。但张鸣岐后来又沦为汉奸，却是九大总督中唯一一人，可谓无耻之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便开始与日本特务暗中勾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又加入汉奸组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直到1945年日军濒于战败之际，他还参与发起所谓“乙酉法会”，祈祷“***战争必胜”，不仅可鄙，而且为人耻笑。日本投降后，他在国人一片骂声中死去。

综观张鸣岐辛亥以来的诸多表现，他显示了一种投机型人格。对他来说，“性格决定命运”，信然。

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