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金瓶梅》人物命词索隐——《金瓶梅》创作年代新考之二

《金瓶梅词话》（下称《金瓶梅》）是一部以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为假托历史背景，而实际上却是讽喻晚明时政的长篇世情小说。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此书出现于世间的最早时间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

当时，在吴县任上的袁中郎在写给董思白的信中说：“《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①

然而，《金瓶梅》所反映的真正时代背景以及相关的创作年代究竟在于何时？一些最早得见抄本的晚明文人，如谢肇淛、屠本畯、沈德符及廿公，都以为在嘉靖年间。但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金瓶梅词话》刻本的重新发现，吴晗、郑振铎等前辈学者根据对某些史料的考察，将其成书年代定于万历中期。

近年来，又有学者相继提出隆庆、正德二说。《金瓶梅》的创作年代，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在《金瓶梅》所营造的世界中，有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即多次出现对算命场面的描写，并且还有出自算命先生之口的相应命词。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算命术大行其道的真实反映。

笔者在对这些命词进行系统剔理和剖解中发现，包括人物的生辰八字在内的命词内容大多杂乱无章，而在这种表象背后，其实埋藏着一个隐秘的明代生年系统，这就为准确推定《金瓶梅》的背景年代和创作年代提供了新的力证。

万历本

一、错乱无序的人物八字以及

与之脱节的命词

算命术是中国传统神秘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以天命论为理论前提的数术，算命术的起源甚早，但其成熟和定型则在五代时期。当时，徐子平对此前的命术予以改进完善，以人生年、月、日、时干支的四柱八字为命运代码，用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来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使之更具有了形式上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由此广播于天下。后世习称之为“子平术”。

算命时，必须首先要推排好命主的四柱八字，这是解命推运的根本依据。在四柱中，年、日二柱均以六十甲子为轮回，月、时二柱的十二地支固定对应于十二月、十二时，月由寅起，时由子起，但其天干却分别与年、日二柱的天干有着协调和制约关系，需要借助“年上起月法”和“日上起时法”推得。

在算命术看来，正如《金瓶梅》第六十一回诗云：“年月日时该载定，算来由命不由人”。

在《金瓶梅》中，有完整的八字出现的有潘金莲、西门庆、李瓶儿、孟玉楼四人，而西门庆两次请吴神仙算命，前后八字又有明显不同。为便于解析，将潘金莲等的八字和出现回目以及各人的属相、生日一并列下：

潘金莲：（龙，1.9） 庚辰 庚寅 乙亥 己丑（12）

西门庆：（虎，7.28）丙寅 辛酉 壬午 丙子（29）

丙寅 戊申 壬午 丙辰（79）

李瓶儿：（羊，1.15）辛未 庚寅 辛卯 壬午（61）

孟玉楼：（ 11.27 ） 甲子 甲子 辛卯 庚子（46、91）

然而，统观这些八字，竟与八字构成规则无一完全相合，而呈现出一种搭配失当、错乱无序的怪异形态。分述如下：

潘金莲：生年“庚辰”一出即误。据《金瓶梅》的故事年代前推，西门庆、李瓶儿、孟玉楼的生年都是系统、准确的，金莲属龙，应生于“戊辰”才对。按书中所述，潘金莲与吴月娘同庚。

第三十九回打醮文书、第四十六回卦婆卜龟均称月娘“戊辰”生，正是。可见，作为书中人物的潘金莲，生年确应为“戊辰”。推算月柱，是严格以农历的节令为界的。正月寅月，是指从立春后到二月节惊蛰之间。

金莲的生日为正月初九日，所以，算命的刘瞎要说“（正月）初八日立春，已交正月算命”。但月干“庚”却不对。依照“年上起月法”歌诀所云：“更有戊、癸何方觅，甲寅之上好追求”，其月柱应为“甲寅”。

生于丑时，与其日柱“乙亥”相协的时柱，从“日上起时法”歌诀“乙、庚丙作初”推算，不是“己丑”，而是“丁丑”。

西门庆：吴神仙道：“七月廿三日白露，已交八月算命。”西门庆出生的那一年，白露八月节来的早。

西门庆虽生在七月，但因日期在白露之后，故月令确应算在八月酉月。年上起月，“丙、辛必定寻庚起”，其月柱既非“辛酉”，更非“戊申”，而是“丁酉”。在两处八字中，生日“壬午”相同，生时有异。

第四、二十九、三十九回，均说西门庆“子时”生。据“日上起时法”，“丁、壬庚子居”，时柱应为“庚子”而不是“丙子”。即便按第七十九回的孤例，以“辰时”推算，时柱也不是“丙辰”，而是“甲辰”。

李瓶儿：月柱与年柱的配合是恰当的，而时柱则与日柱失照。关于瓶儿的生时，第四十六、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五、六十六回多处均作“午时”，独第三十九回又作“申时”。

由日推时，“丙、辛从戊起”，如生于“午时”，时柱应为“甲午”；如生于“申时”，时柱则为“丙申”。

孟玉楼：第四十六回卦婆儿卜龟时，仅言其生年；到第九十一回算命先生又推其命造，补出后三柱，方合成八字。但月、时二柱有误。年上起月，“甲、己之年丙作首”，十一月建子，应为“丙子”。

玉楼的出生时辰，也有出入。第九十一回出现三处，均谓“子时”生，与时柱相符，而第四十六回却说“寅时”生。依“日上起时法”，仍是“丙、辛从戊起”，“子时”应是“戊子”而非“庚子”，“寅时”则为“庚寅”了。

综上所述，人物的八字错乱至如此程度，真真令人瞠目。这一问题，已有前人注意到。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第二十九回，西门庆的八字之上，有评点者眉批：“四柱俱不合，想宋时算命如此耳”。

其实，似这般犬牙交错的八字组合，在中国干支文化的任何历史时空中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真的拥有这样的八字。

评点者将该处西门庆的八字改为：“戊寅、辛酉、壬午、丙午”，以切合四柱规则，但是，生年“戊寅”却已明显逾越了《金瓶梅》故事中人物在北宋末年的合理的生年范围，时柱“丙午”又与书中的多处记述相冲突。

出于同样的目的，评点者又把李瓶儿八字中的时柱改成“甲午”。而对于潘金莲、孟玉楼及西门庆的第二处八字，则一仍其旧，未作改动。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在《金瓶梅》故事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人的四柱八字（包括生年的具体年号）应该是：

潘金莲：戊辰（元祐三年，1088） 甲寅 乙亥 丁丑

西门庆：丙寅（元祐元年，1086） 丁酉 壬午 庚子（甲辰）

李瓶儿：辛未（元祐六年，1091） 庚寅 辛卯 甲午（丙申）

孟玉楼：甲子（元丰七年，1084） 丙子 辛卯 戊子（庚寅）

可是，对照宋代的实用历日，以上所谓的各人“生日”却无一相合，甚至元丰七年十一月、元祐六年正月根本就没有什么“辛卯”日，而且，西门庆生年的“七月廿三日白露”、潘金莲生年的“（正月）初八日立春”也无从落实在元祐元年、元祐三年之上。

可见，作者借算命先生之口为书中男女主人公所设定的四柱八字，实际上并不是从查阅宋代历书所得。

人物八字的错乱现象至少可以表明，作者除了不得不要在意与故事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生年以外，对于其他的月、日、时三柱只是漫不经心地含糊虚立而已。

人物八字乱既乱矣，按算命规则，也还是能够算得出命的。但是，从书中的人物命词来看，除了有条理紊乱、文意断裂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大量与八字严重脱节之处。这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命中格局方面，竟然四出皆误。

按命书说法，命中格局是据代表自己的日干与月支中所含天干的生克关系而定的，一般取格可用“月支藏干”原则。潘金莲八字中，乙生寅月，应取羊刃（劫财）格，但命词中却断为七煞太重的“煞印格”，又引“男人煞重掌威权，女人煞重必刑夫”来解命；

西门庆壬生酉月，月支中只有本气辛金，理应取为印绶格，但却被误断成“伤官格”，且以命书中所谓“伤官伤尽复生财，财旺生官福转来”作了进一步说解；

孟玉楼辛生子月，月支中仅有癸水一气，是典型的食神格，命词却谓“印绶格”；

李瓶儿辛生寅月，当取月支中本气甲木，以正财为格，但也被误取为“印绶格”。其他如“入命神煞”等，也大多与人物八字不合，此处不及细述。

这种现象，不免给人以羊头狗肉、驴唇马嘴的荒诞感觉。这表明，命词中的这些断语其实并不是由八字中合理引申而出的，而是另有所本，从当时盛行于世的各种命书如《子平真诠》、《三命通会》等中抄引而来的。

这种抄改的痕迹，还存在于命词之中。比如，潘金莲命词中的“亥中一木，生到正月间”，“亥中有癸水，庚中又有癸水”，明显有悖于命理。因为，算命术规定，代表自己的是日干而非日支；亥中并无癸水，庚属金，也不含癸水。

这是由于作者为了照应潘金莲的八字，而以“亥”、“庚”替换原有干支的结果，但却改错了。

又如，西门庆命词在解释日柱壬午时，说“丑中有癸水”，这个说法本身并不错，但八字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丑”支。

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改“丑”为“壬”，不确，因“壬”中并不含癸水；同时，“丑”也不是日支“午”之误字，因“午”中也未含癸水。

可见，此字系作者所抄引的命书中的原字，只是失改而已，以致造成了与西门庆八字的悬隔。这也难怪，把借来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自然不会完全合体，虽经修补，终难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但是，命词中八字的错乱以及对命书的抄引造成的与八字的脱节，显然并不说明作者根本不懂算命术。

作者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由描写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命运遭际的艺术需要决定的。否则，生活中哪能找到与潘金莲等人的主体特征完全吻合的现成的蓝本呢！

《子平真诠评注》

二、隐藏在人物的宋代生年系统背后的

明代生年系统

命词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错误，出现在与人物的生年存在着直接或比较直接的内在关系的甲子纳音、流年及大运方面。在算命术中，纳音是指与生年干支相匹配的命相，以两年合一命；

流年即算命时所在之年的干支，通过人物的岁数而与生年相关；而大运，则是人生年、月决定的行运周期，可据月柱干支推排而得，阳年男命、阴年女命的大运由月柱而下依次顺排，阴男、阳女之运反之，由月柱倒排。

本来，记纳音、定流年、排大运，与推八字一样，都是算命术的最基本的功夫。然而，命词却恰恰在这些方面出现了一些明显背离人物的宋代生年的错误，个中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其实，错误的源头在于生年。由这些纳音、流年及大运之误逆向追索，可以将相应的致误源头还原出来：

潘金莲：如前所述，在《金瓶梅》的故事背景下，金莲的生年本应是“戊辰”，但其八字中却误为“庚辰”。并且，无独有偶，在第三回中，西门庆也说“娘子（指金莲）到与家下贱累（指月娘）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

从可能性上看，“庚”、“戊”二字在整体字形、笔画繁简方面都差别甚大，因而“庚”不会是“戊”的偶然笔误。否则，无论是作者，还是抄手、刻工，一误已甚，何至再误？！

另外，按故事编年，金莲算命的这一年在政和四年，岁次甲午，已27岁，书中说她26岁。但刘瞎却说“今岁流年甲辰”。此处的这一“甲辰”，同样也无法视作“甲午”之误。

从“庚辰”而至“甲辰”，则适逢本命之年，虚龄25岁，虽然比书中所记小了一岁，却已足以构成对误出生年“庚辰”的强力支持。可见，“庚辰”的出现，原是事出有因的。

西门庆：按照算命术中的“纳音五行”口诀，西门庆生年“丙寅”，属虎，纳音应是“丙寅、丁卯炉中火”，但吴神仙却断为“城头土命”，而事实上此命中的虎年是“戊寅”，所谓“戊寅、己卯城头土”。

崇祯本之所以将八字中的生年改为“戊寅”，显然即根据于此，可同时又把“城头土命”删掉了。其次，西门庆系阳年男命，大运由月柱顺排，当从“壬戌”起运，可吴神仙却排作：“七岁行运辛酉，十七行壬戌，二十七癸亥，三十七甲子，四十七乙丑”，明显多排了一位“辛酉”；

第一次算命时，西门庆自称29岁，按说应在“甲子”运中，吴神仙却道“大运见行癸亥”，仍承前而误，倒是以下“后到甲子运中……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的预言与西门庆死时的年龄33岁切合；但到第二次算命时，吴神仙却仍说“见行癸亥运”。

如果据“辛酉”逆推，生月在“庚申”，依年、月二柱之间的内在关系推算，与之相配的虎年也恰为“戊寅”。

再次，按故事编年，第二十三——三十九回所叙故事发生于政和六年，岁在丙申，但第二十九回吴神仙却说“今岁丁未流年”；第三十回，仍在同年，可官哥儿出生时，书中却记作“宣和四年（显误）戊申”。

这两个纪年干支虽与编年相悖，却能够自然顺承，相互依存。由“戊寅”推到“丁未”，得30岁，仅比西门庆自己说的29岁大出一岁，也对“戊寅”的存在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

由此观之，西门庆命词中的上述错误，其实都是由以“戊寅”为生年造成的。

李瓶儿：瓶儿系阴女之命，大运本应由月柱“庚寅”顺排，依次是：辛卯、壬辰、癸巳、甲午，可算命的黄先生却排为：“四岁己未，十四岁戊午，廿四岁丁巳，三十四岁丙辰”，不仅排倒了，而且明显脱离了其生月正月。

如果即由这一倒排次序上溯，生月已在七月“庚申”，而与之相对应的羊年其实是“癸未”。这才是命词中大运排行的真实依据。

孟玉楼：玉楼阳年女命，大运自月柱“甲子”倒排，应为：癸亥、壬戌、辛酉、庚申。算命的这一年，玉楼37岁，理应正行“庚申”运。但是，算命先生却说“见在丙申运中”。

若据“丙申”逆推，则起运为“己亥”，生月应为“庚子”，与之相对的子鼠之年是“丙子”。可见，“丙子”正是大运“丙申”的依托年份。

将以上这些反向推证出来的意味不同的生年按原来人物的出生先后排列，依次为：丙子、戊寅、庚辰、癸未。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之间竟然是整齐有序、协调统一的，而且与人物的年龄关系也正相契合，从而构成了一个迥异于人物的宋代生年系统的新的生年系统！

这种现象表明，命词中与生年相关的一系列错误，绝不是作者浅陋无知或偶然笔误的产物，而恰恰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至于和其他人的生年落落寡合的潘金莲生年“庚辰”，原是作者特意树立的一个醒目符号，其用意正在于暗示在宋代生年系统层面之下的这一隐秘的生年系统。否则，这种九九归一的奇观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作者的用心如此良苦，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游戏之举，而必是有所指喻、有所落实的。这就进一步说明，这个隐秘的生年系统的位置应在明代，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作者所塑造的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明代的具体生年。除此以外，别无他解。

《三千五百年日历天象》

然而，有明一代，绵延二百七十余年，这一明代生年系统究竟该定位于何时呢？第十二回潘金莲算命的流年“甲辰”、第二十九回西门庆算命的流年“丁未”以及第三十回官哥儿的生年“戊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统。

立足于人物的明代生年系统来看这三个明确以故事发生的现在时态面目出现的纪年干支，则其基本意蕴首先无疑是《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的真正背景年代。前已述及，《金瓶梅》的横空出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当时袁中郎已经读过此书前半。

作为一部假宋之名而刺明之实的世情小说，《金瓶梅》显然并不具有预言或幻想的性质，因而其中标示真实背景年代的“甲辰”、“丁未”、“戊申”三个纪年干支只能存在于万历二十四年前。而在此前一百多年的时代界域内，这三个纪年干支只在嘉靖中期出现过一次，分别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十六年（1547）、二十七年（1548）。

再由此回溯，则这个明代生年系统的时代定位应在正德末嘉靖初，具体说来，孟玉楼生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西门庆生于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潘金莲生于正德十五年庚辰（1520），李瓶儿生于嘉靖二年癸未（1523）。

在命词中出现的两个节令，又为明代生年系统的真实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确证。算命术中所讲的“月”，并不是农历中的自然月份，而是指两节之间的一段时间。所以，在推算月柱时，往往需要对照生日之前的某个节令才能确定。

据算命先生说：西门庆出生的那年“七月廿三日白露”，潘金莲出生的那年“（正月）初八日立春”，但这二节实际上并非宋代所有。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见载：明正德十三年戊寅七月“廿三庚申白露”，正德十五年庚辰正月“八日丁酉立春”②，与命词中所记完全吻合。

由此观之，西门庆、潘金莲的明代生年确实分别在正德十三年、十五年，在表面化的宋代生年系统背后的确隐藏着一个由作者巧妙设置的明代生年系统。此为铁证，复有何疑？！

综上所述，在命词中出现的与人物的宋代生年相悖的一系列错误，恰是作者着意埋藏的玄机之所在。

在《金瓶梅》中其实存在着宋、明两个不同的生年系统，二者一表一里，一明一暗，由此形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奇特格局。两个生年系统的对照关系以及命词中体现明代生年的相关记述，略如下表所示：

人物

宋代生年系统

明代生年的相关信息

明代生年系统

孟玉楼

甲子（元丰七年，1084）

大运：丙申

丙子（正德十一年，1516）

西门庆

丙寅（元祐元年，1086）

纳音：城头土

大运：辛酉、壬戌、癸亥、甲子、乙丑

流年：丁未

节令：七月廿三日白露

戊寅（正德十三年，1518）

潘金莲

戊辰（元祐三年，1088）

生年：庚辰

流年：甲辰

节令：正月初八日立春

庚辰（正德十五年，1520）

李瓶儿

辛未（元祐六年，1091）

大运：己未、戊午、丁巳、丙辰

癸未（嘉靖二年，1523）

三、流年——创作年代的真实记录

明代生年系统的现形，无疑为最终揭开《金瓶梅》的背景年代及创作年代之谜创造了重要契机。

如前所述，第十二回潘金莲算命时的流年“甲辰”、第二十九回西门庆算命时的流年“丁未”，再加上第三十回官哥儿的生年“戊申”，都与故事表面上的宋代背景明显不合。

但是，它们一方面能够对隐秘的明代生年系统构成有效支持，另一方面又自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即着眼于表示故事发生当下时间的“今年”。

明代生年系统既经揭明，首先赋予了这三个纪年干支以真实的明代背景年代的明确意义。具体来说，“甲辰”、“丁未”、“戊申”分别实指嘉靖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年。

由此可知，宋代背景中的“误”，恰是明代背景中的真。原来，刻意埋藏人物的明代生年系统，只是作者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直接目的则在于以这种似误实真的奇特方式向世人暗示故事发生的真正时代背景。

据此，可以对《金瓶梅》全书的背景年代作一大致推测：第十二回的背景年代既在嘉靖二十三年，则此书所描写的时代背景的起始时间绝不会超出嘉靖而至正德年间；第三十回的背景年代是嘉靖二十七年，其后70回相沿而下，到全书终结时，其背景年代即便超过了嘉靖而到隆庆甚至万历年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嘉靖年间仍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因此，如明人所说，《金瓶梅》所实际反映的真正时代背景确实主要是在嘉靖年间。并且，笔者认为，这三个纪年干支的内在意蕴还不只是背景年代这般简单，而是更具深意的，当与其创作年代直接相关。

在目前学界关于《金瓶梅》创作年代的争论中，尽管各家持论不同，但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共识，即都认为此书是时人写时事，其背景年代和创作年代是大致统一的。

早在明代，当《金瓶梅》还在以抄本形式流传时，一些读过此书的文人就纷纷猜测作者是谁，尽管说法不一，却都不约而同地认定作者是嘉靖间人，写的是嘉靖间事。

如，谢肇淛云：“相传永陵（指明世宗即嘉靖帝墓陵——引者注）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③；

袁小修云：“旧时（指嘉靖时——引者注）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④；沈德符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⑤；

屠本畯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⑥；为《金瓶梅》作跋的廿公亦称其“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⑦。现在看来，明人的看法是切近实际的。

《山林经籍志》影印本

《金瓶梅》是一部以历史小说的外壳包容的现实主义小说。从作者着意于以似误实真的方式隐写人物的明代生年以及故事背景年代的作法中，不难想见作者在从事创作时存在的二重心态：

一方面，担心因其指斥当朝时政的特质而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受到官方的迫害；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此书所揭露、讽喻的真正对象不为人所知而终被埋没。

于是，便借为书中人物算命的机会，将有关《金瓶梅》的真正时代信息与故事表面的宋代背景交错杂糅在一起，呈现在世人面前，期望有识者能够破解其中的密码。作者何等的精明睿智，又是何等的煞费苦心！

从情理上讲，其创作年代与所反映的背景年代应是很接近的。既然前30回的背景年代在嘉靖中期，则其相应的创作年代也必然不出嘉靖年间。

如果像一些学者所论，《金瓶梅》的创作远至万历中期，上距其背景年代已有三、四十年之遥，那么作者的这番用心做作便显得没有任何必要。

另外，西门庆和潘金莲生年的两个节令也为《金瓶梅》创作年代的判定提供了重要参证。

潘金莲生年“正月初八日立春”、西门庆生年“七月廿三日白露”，实出于正德十五年和十三年，到二人各自算命的背景年代“甲辰”、“丁未”之年，已分别过了25年、30年之久。

作者竟然对多年以前的这两个节令的准确日期记忆如此深刻，一则可以说明这二节应与作者本人在生活中所熟悉的人的生日有密切关系，西门庆、潘金莲可能有原型，二则说明作者将这二节写入小说的时间距小说本身的背景年代也不会太远。

进而，通过对宋、明两个背景年代系列的比照，还可对《金瓶梅》的创作年代进行进一步推证（括号内数字分别为宋代背景年代的跨越回目和明代背景年代的出现回目）：

宋代背景年代：

甲午（11——14）——乙未（14——22）——丙申（23——39）

明代背景年代：

甲辰（12）………………丁未（29）戊申（30）

可以看出，这两个背景年代系列的步调是不同的。与宋代背景年代相比，明代背景年代的三个年份明显参差不齐，不仅在一年的位置里虚了两年，而且又在同一年里出现了两个纪年。

显然，作者并没有将明代背景年代牵合到相应宋代背景年代的名义之下。

这说明，“甲辰”、“丁未”、“戊申”的意义其实并不限于真正的明代背景年代。作者特意注出的这三个年份，之所以出现错落现象，应是由写于不同时间造成的。

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是故事中的“今年”，同时也应是作者写作时的“今年”，即《金瓶梅》相应各回的创作年代。这才是其深层意蕴之所在。惟其如此，作者的一番苦心经营方能得以最终落实。

考虑到第十二回离开篇不远，且此前的情节、文字又多从《水浒传》抄来的因素，故甲辰——嘉靖二十三年应大致可确定为《金瓶梅》的始作之年。

有言道：假作真时真亦假。《金瓶梅》命词中的人物生年和流年等也是宋明交错、真假杂糅的。对它们予以系统的剖解、辨析，使宋与明、真与假各归其位，对于解读《金瓶梅》的时代密码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 [明]袁中郎《锦帆集·尺牍》。

②张培瑜编《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48、349页。

③[明]谢肇淛《〈金瓶梅〉跋》，《小草斋文集》卷二四。

④[明]袁小修《游居杮录》。

⑤[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⑥[明]屠本畯《山林经济籍》。

⑦ [明]廿公《〈金瓶梅〉跋》。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傅憎享、杨国玉<金瓶梅>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